背景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秦末农民起义爆发，各路起义军并起，在进攻暴秦的同时互相攻伐，开展争夺权力的战斗，公元前207年，刘邦率军攻入关中，秦朝灭亡。次年起，经过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刘邦在垓下之战打败项羽，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定陶（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称帝，以“汉”为国号，汉朝正式建立。

汉朝的建立意味着六国或者说战国时代的贵族势力已经逐渐告别了历史舞台，但由于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加上连年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人民大量逃亡。汉初的人口，较之秦代大大减少，大城市人口剩下十分之二三。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平淮书)的现象。如何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巩固新生政权，恢复经济发展成为政权建设的重要问题。

主要措施和制度

（1）开创文景之治

汉代思想家总结秦亡的教训认为秦始皇好大喜功，滥用民力，劳民伤财，民不聊生，官逼民反是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受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就实施无为而治的国家治理测量，重视发展生产，与民生息。据《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汉惠帝、吕后当政的十多年中，“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汉文帝、汉景帝时期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一方面与周边国家维持和平局面，保持国家稳定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生产，重视农业，曾多次下令劝课农桑，根据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人员，景帝以后，基本确立了三十税一的田租率。这些措施，使秦末以来受到巨大破坏的农业经济，很快获得恢复与发展。与此同时，采取“以德化民”教化百姓，制定倡俭抑奢的制度措施限制达官显贵的奢靡之风。

随着生产日渐得到恢复并且迅速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 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汉朝的物质基础亦大大增强，是中华文明迈入帝国时代后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一个伟大时代，同时也是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开创汉朝鼎盛时代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

（2）巩固中央集权

西汉初年，中央政治制度基本沿用秦朝的“三公九卿制”，地方实行郡国并行制。由于郡国并行的地方政治结构导致地方诸侯王权力过大，汉景帝时期爆发了“七王之乱”，因此自文、景两代起，如何限制和削弱日益膨胀的诸侯王势力，一直是巩固政权面临的严重问题。汉武帝时期颁布了“推恩令”，将过去由诸侯王只能把封地和爵位传给嫡长子的情况，要求诸侯王把封地分为几部分，用来传给自己的几个儿子，形成直属于中央政权的侯国。

西汉初期至中期中央权力结构的变化一直围绕着君相权力的消长而展开，总的来说君权不断增长，相权不断被削弱。汉武帝时改革了中央官制，把中央官员分为外朝官、内朝官。外朝官有丞相及丞相之下的各六百石官。而内朝官，或称中朝官，包括大司马和左、右、前、后将军，尚书，以及侍中、散骑、诸吏、诸郎、博士等。内朝官或中朝官就是由皇帝直接差遣，而不专任行政职务的，与行政性质的正规官称的外朝官相对而言的。东汉光武帝时期，尚书台成为最高行政机关，国家大权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

（3）完备人才选拔制度

汉朝在建立之初，面临着人才严重缺乏的局面，汉文帝下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博纳以言”，察举制的人才选拔方式初具雏形，到汉武帝时期察举制发展较为完备。察举制将由下而上的推举同标准考核相结合，一方面改变了先秦时期的世官制，形成了一套规范、统一的人才选拔制度，为被举者提供了公平竞争的舞台，使真正优秀的人才有脱颖而出的机会；另一方面奠定了后来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人才选拔制度的完备，在汉武帝实行的“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指导下，汉代的各类学校纷纷出现，官学有中央办的和地方办的，中央官学又有最高学府——太学，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还有鸿都门学、宫邸学等专门学校，地方官学都是学习儒经的，此外还有民间办的大量私学，包括高级程度的经师收徒讲学和初级程度的蒙学。封建学制系统已大体形成，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学校教育制度奠定了初步基础。

（4）开拓“丝绸之路”

到汉武帝时期，汉朝的发展进入全盛阶段，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凭借着“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的雄厚实力，开拓疆域，向西挺进。建元三年（前1 83年），派遣张骞通使西域。从此一条贯穿中亚内地、进而连接欧洲及北非的交通干线——“丝绸之路”畅通了。于是，汉帝国派赴中亚各国的使节、追逐厚利的冒险商人以及西行者相望于道。他们携带着精美绝伦的丝绸、漆器来到中亚。此时，西汉的文明光辉，不仅照射在黑海、里海，而且即将与西欧的文明交相辉映与此同时，汉武帝施行开放政策，一面下令在河西设郡县，筑长城，建障塞，设驿站，保护来往于丝路上的使者、商贾；一面鼓励汉朝官吏大胆引进，吸收异域文化，博采各国之长。大胆地创造、革新，促进了汉文化的繁荣。

国家治理启示

汉朝时期对内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结构，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积极发展生产使综合国力快速发展，开创新的人才选拔制度，使底层人民有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对外，努力开拓与外界的交流通道，积极进行商贸、文化交流，使中华文化快速繁荣发展，许多制度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都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对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启示在于在不断增强综合国力的同时要积极进行对外交流，一方面要坚持“五位一体”的发展布局，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方位地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另一方面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导下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